展望2050年国防生物科技创新前景
本文摘要: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松(前)指导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科研人员开展抗流感药物研发(资料照片)。美国国家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强调,生物黑

  展望2050年国防生物科技创新前景

展望2050年国防生物科技创新前景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松(前)指导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科研人员开展抗流感药物研发(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展望2050年国防生物科技创新前景

生物科技与战斗力生成要素、国防安全的基本关系

展望2050年国防生物科技创新前景

  生物科技变革与经济、政治、军事等因素关系框架

  近年来,生物科技在军事斗争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已经融入新兴武器装备开发与军事能源供应、作战主体健康与战斗力保障、塑造未来战场环境、战略战术决策支撑等方面,以生物科技为基础的战斗力生成模式已经初步形成,成为科技强军不可忽视的战略选项。伴随正在到来的新生物学革命和国际格局的动荡与变迁,预判未来15~30年的国防生物科技前景和演变路径变得越发重要和迫切。

  1.生物特性与国防科技创新的基本关系

  生物的主体历史演化性,启示国防科技的攻防兼备、系统化演绎、颠覆性发展。生物学的研究对象是宇宙特定演化阶段的产物,即便是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也包含有38亿年的丰富演化信息。38亿年的演化史,也是一部生物的生存史与灭绝史,一部生物与生物、与自然的斗争史。从军事学角度看,每一种生物物种都是在经历多种复杂“进化战争”后脱颖而出的、攻防兼备型的生物战士。未来的国防科技,可能从生物演化中获得更多灵感,演绎出自身的规律。

  生物作为具有信息处理功能的活体甚至“智能物质”,启发国防科技创新的新范式。理论上,任何新颖的物质、能量或信息处理运行形式和机制,都具有形成军事科技运用手段的潜能。生物是自然界演化形成的作为物质、能量和信息处理过程的自为型综合体。虽然生物体对环境条件的鲁棒性、适应性特征只局限在特定范围,但与其他现代高科技军事技术装备相比,将“生物体”整体作为军事科技手段,理论上会产生与单一运用物质、能量或信息行为截然不同的效果。

  生物系统机理复杂性和现阶段的理论不彻底性,揭示国防生物科技创新的内在局限性。除病毒外,现有生物体都是细胞有机体,其整体复杂性依然超出当前科技的解析、建构范围之外。例如,即便是最简单的大肠杆菌,生物学界对其的理解还不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精准程度。生物的系统复杂性和对其运作机理理解的不彻底性,决定了目前任何直接基于“生物体”概念的军事科技手段,都有其现实应用的不完全确定性、模糊性。

  从战斗力生成路径看,生物科技全面影响作战主体、武器装备、战场环境以及人—机—环境的融合;从国家安全、国防安全角度看,生物科技发展与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社会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等安全领域相互交织,对最广泛意义上的安全产生影响。

  2.影响国防生物科技发展的重大因素

  科技因素。根据技术类型的阶段划分,世界主要国家已经进入所谓的第六次技术创新浪潮。据俄罗斯总统顾问、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谢尔盖·格拉济耶夫预测,这一阶段将在2040年达到顶峰,大约到2060年结束。生物科技是关于生物和生命存在、发展、演化的科技,与人类社会发展方向趋同。在未来,随着生物科技的革命性突破,其自然科学属性、工程学科属性、社会性属性将越发凸显和交织,深刻改变或影响人类社会对自然、对人类自身活动、对地球文明的各类观念和实践。

  政治经济因素。生物科技的发展是人类政治经济文明发展的缩影,受到政治经济因素的强烈驱动。当前,粮食不足、资源短缺、能源紧张、环境污染、人口膨胀等诸多全球性难题,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严峻挑战。现代生物技术之所以备受世界各国重视和关注,近年来蓬勃发展,主要还是因为它是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的关键性技术。

  社会因素。随着技术的普及,原本用于国计民生的生物技术被滥用或误用可能性增加。例如不负责任或不受监管的基因操纵实验,在引入新的创新元素的同时,无意或有意将DIY生物、各类遗传修饰生物体向环境释放,或许会给人类社会造成惨重的后果,甚至改变人类社会进程。美国国家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强调,生物黑客利用合成生物技术制造“病原体武器”成为恐怖分子致命武器,或许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制度和治理因素。美国给予生物技术发展高优先级,加强战略竞争的硬实力。美国对新兴生物技术进行“放管服”的主要思路和举措包括明确鼓励新兴生物技术发展,加强国内生物安全源头管理、新兴生物技术产品市场化服务等。美国总统生物伦理咨询委员会《新方向——合成生物学和新兴技术的伦理问题》、美国国家科学技术理事会《美国国土生物防御领域科技能力评估》等战略报告,在强调风险管控的同时,对新兴的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技术及其他新兴生物科技领域实际上开了绿灯。

  生物国防和国际战略竞争因素。被誉为“全球军事科技发展风向标”的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在2014年正式设立生物技术办公室,预示着生物科技将成为未来科技革命和大国博弈的战略制高点。可以说,在国防生物科技这一新兴领域,谁先抢占先机和主动,谁就能谋求更大、更长远的军事技术优势,谁就能在国际军事竞争新格局、世界政治经济大变局中占据主导地位。

  外交因素。生物武器属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国际社会禁止生物武器的努力一波三折。美国特朗普政府重提国际社会敏感的生物武器威胁,并将其等同于核、导弹防御系统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并提出并进行战略谋划。对照生物科技的三次巨大变革和2000年后有关国家持续投入巨资加大生物防御能力的系统研究,可以判断,有关国家对生物科技潜在军事应用抱有极大的战略耐心和战略抱负。科技外交和军事外交将是影响国防生物科技发展的一个大变量。

  话语权因素。战略传播与话语权方面,寻找国际体系漏洞,或先发制人进行规则制定或领域设定,加强战略威慑。美国情报界持续渲染前沿生物科技的潜在军事威胁。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在2016年、2017年全球威胁评估报告中,两次将“基因编辑”列入了“大规模杀伤性与扩散性武器”威胁清单。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对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基因组编写计划”试点投资,试图在基因编辑这一新兴技术领域建立技术制高点和生物科技话语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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